我的的母亲

鲁先圣

母亲是1925年4月25日出生的，属牛，按传统的虚岁，如果母亲还健在，今年应该是96岁了。

母亲是小脚。对于母亲这双小脚，我自幼就充满了好奇，问过很多次。母亲说，过去只有小户人家的闺女才会长一双大脚，大户人家的闺女从五六岁就开始裹脚了。母亲的脚是从六岁开始裹的。把骨头硬硬地裹断，很疼，但还是得裹，不然长大了就会没有人要，就嫁不出去了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母亲的脚才大功告成。这十几年中间，母亲基本上是足不出户，天天在家里裹脚。那时，外祖父家是富户，母亲只有兄妹两人，自然是不用母亲帮助料理家务的，只是一心一意在闺房里裹脚就可以了。难怪母亲说穷人家的闺女就不行，这裹脚要十几年之功，穷人家的孩子是要劳动的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家里裹脚呢。

母亲记忆最深的事情是黄河发大水。母亲说她经历过十几次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发大水都是在晚上。傍晚的时候还好好的什么事情也没有，到了半夜，忽然间听到村外到处是排山倒海的水声和树木、房屋歪倒的声音。接着就是打更人的铜锣声，呼喊大家赶快上房顶。母亲说，为了防洪水，外祖父早年就买了一只大船，平日里就倒扣在后院里。听到消息，外祖父马上就叫醒帮工的人赶快把船调整好，放上衣物和粮食。母亲说，那只船很大，能容纳十几口人。一旦大水来了，外祖父就载着全家到一家家的亲戚家去，看是否有被洪水围困的人。有好几次都是船装满了人，有亲戚，也有邻居和不相识的人，外祖父把他们运到安全的地方再去救别的人。尽管外祖父家有大船，但母亲对于发大水一直充满了恐惧和胆怯，一生惧怕下大雨、响巨雷，即使现在只要听到雷声也很害怕，必须有人在身边才会感到踏实。母亲关于洪水的唯一美好的记忆是大水退去时到村外的小河沟、小水洼里捡小鱼。有一年外祖父捡了上百斤的鱼，一直到过年晒的鱼干都没有吃完。

母亲共生了七个孩子。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，生下来活了三天就死了。第二个是个男孩，活了一个月。现在我的大哥是母亲的第三个孩子。母亲说，过去死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谁家都有死孩子的记录。有的是难产死的，有的是生下来了活了几天不知什么病就死了。那时候乡村里没有医院，有一点病就让土医生看看。孩子小吃不进药，只能扎针，但往往收效甚微，扎不了几次就死了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，你们活下来的都是大命的。后来，在我的后面，母亲还生了一个男孩，但只活了一个月就因发烧而死。母亲晚年住在我这里，只要看到我的孩子发烧就紧张，但看到我们抱到医院打了针就好了，就会说，要是过去也有这样的针多好。

母亲还常常给我讲我的一个小姑姑的故事。母亲说，那一年她刚刚嫁到我们家，我的一个小姑姑才三岁。正置夏天，奶奶和母亲都在家里忙着事情，小姑姑闹着要出去玩。奶奶就把她放到了大门外的树荫下，让她自己玩。过了一会，母亲突然间想起来，赶快去看看孩子。可是孩子却没有了。母亲赶快给奶奶说，孩子没有了，快去找。奶奶依然忙她的，说，一个三岁的孩子还能跑到哪里去，你去找找就行了。母亲急了，我们家不远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塘，里面有很深的水。母亲赶快到那里去，结果到了那里正好看到邻居刚把小姑姑捞上来，小姑姑已经淹死了。母亲很悲伤，一边抱着小姑姑一边哭着往家里跑。不料到了家里，奶奶说，淹死就淹死了，你还抱到家里来干啥，快抱到乱死岗上喂野狗去。奶奶继续忙着自己的事情。直到今天母亲依然对奶奶不可理解，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没有了，自己却能无动于衷。我想，这也许正说明上一辈的人在脆弱的生命面前的无奈吧。

我的老家在鲁西南的嘉祥县北部，因为距县城较远，日本兵只到过我们村里一次。母亲说，当时也不知日本兵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听说日本兵要来了，男人都藏到村外的野地里去，女人都在脸上抹上锅灰，穿上男人的衣服藏起来。家里的大门口都用高粱杆和树枝围起来。有好多次听说日本兵要来了，但都没有来。后来真的来了一次，大队的日本兵站在村外的路上，只有两个人到村里来，在街上喊话说，日本人只是从这里路过，大家不要害怕。村里人都藏着，只有村长出来与他们说话，不久日本人就走了。日本人在我们村里杀了一个人。就是那一次日本兵是要到与我们相邻的郓城县去，但不知道路，想在我们村里找一个带路的人。一开始找不到人，后来就让村长带路，但村长却把他们带到了乱死岗上，日本人一怒之下一刀把村长砍死了。

日本人来了那一次以后就没有再来，经常来来往往的是区大队和国民党的部队。母亲说，那时侯都知道，只要是晚上来的，就是区大队，白天来的就是国民党。其实到了后来也搞不清是谁了，有时候区大队刚走了，国民党就来了。不论是谁，来了就借地方做饭，要水喝，喂马。当时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互相追着打。母亲说，她最看不得伤兵。有一次看到住到我们家的一个兵一条腿没有了，母亲就问他，你这是图个啥，腿都没有啦，咋回家过日子。那兵就哭了。

母亲说，那时侯最害怕的不是兵，他们不论是谁，来了不过是借地方吃住，几天就走了，不祸害人。最害怕的是土匪，在我们那里叫老雀。那些老雀都在一些比较大的村子里和集镇上，较大规模的有几百人，有刀有枪，区大队和国民党的部队都不敢惹。哪一个村子得罪了他们，不定哪一天就把村子洗了。村里为防土匪挖了护村沟，修了很高的围子墙，一到傍晚就关村门派人打更。但还是防不胜防，常有人被老雀绑了去。他们绑了人就喊出价来，限几日内送钱赎人。只要被绑过一次，一个家也就破败了。我的姥爷就被绑过一次，也就是那一次以后，我的姥爷家结束了殷实的日子。稍稍富裕一点的人家，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更不敢单独出行。因为老雀在各个村子里都有自己的内线，看到有隙可乘，就会下手。

一直到晚年母亲随我住在城市里，母亲经常叮嘱我的话是过日子要有底。母亲说她这一辈子遭难最多的是灾荒挨饿。尽管在母亲年幼的时候姥爷家的家境十分殷实，但也常常因为灾荒而出现生活危机。后来嫁到我们家以后，因为我们家的家境一般，生活的窘迫就一直拌随着母亲。有两件事母亲常说。有一年春天，家里已经没有任何粮食，父亲又去了东北，爷爷身体有病，母亲就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衣物打成一个大包，用独轮车推着到距我们家有五十华里的梁山去卖了换吃的。母亲说，那包东西有五六十斤重。母亲就靠一双小脚在一天走了个来回。母亲把衣物卖了，然后去买了五斤高粱，又买了四十斤土豆。母亲说，她走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到了家就赶快生火煮土豆，因为家里人已经一整天没有饭吃了。我的爷爷只活了58岁，母亲说就是那一次饿的很了，后来再补也补不过来了。实际上爷爷已经几天没有进食，家里仅有的一点吃的，爷爷都省给了当时正直年幼的哥哥。

母亲常说的荒年是58年。母亲说她一辈子都不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都像疯子。本来那一年是大丰收，麦子丰收，秋季的地瓜也是好收成，但不知为什么地瓜都滥到地里也不让收。天天去开会，说是马上就到共产主义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都去吃食堂，还收地里的庄稼干什么。母亲说那一年幸亏奶奶。奶奶喜欢吃地瓜叶拌豆面的菜团子，她就天天到地里去摘地瓜叶，到家里凉干了放起来。从地里刨地瓜不允许，但摘地瓜叶没有人管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开不开会都可以，她就天天去摘地瓜叶，足足摘了两个月，我们家的一个小厢房都装满了。到了次年春天，食堂里没有粮食了，村里人发现上头说的共产主义没有来，而地瓜早就都坏在了地里，这下都急了，但却为时已晚。我们家也没有粮食，但地瓜叶总是可以充饥的。奶奶和母亲动用了她们的各种智慧。把榆树皮扒下来晒干，磨成面，与地瓜叶拌在一起，蒸熟了，就是当时救命的唯一饭食了。母亲说，我们家那一厢房地瓜叶不仅仅救了我们自己，还救了许多邻居和亲戚。听说街上谁家过不去了，听说哪家亲戚断了顿了，奶奶和母亲就会蒸一锅菜团子送去，那一家人家就有了救命的食物了。所以，母亲常说过日子要有底，要有后路，我知道母亲是基于自己的经验，我信然。

母亲对于文革的记忆很深，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。六十年代，我的父亲是我们村里的党支部书记。父亲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，他干就想干好，当了几年支部书记，把我们村搞成了先进单位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突然间有一天，县里和公社里的领导都被一帮小孩子赶下了台，接着村里的几个小孩子也打着红旗把我父亲赶到村里的场院里，把父亲捆上，让父亲站到桌子上，又把全村的人都叫来，说父亲是资产阶级保皇派，然后把父亲关了起来。母亲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去那小孩子的家里问他们我父亲犯了什么罪。他们说是因为与公社里的书记一心。母亲说，不与公社里的书记一心那才犯错误。人家说，那你也是保皇派。他们又把母亲也关了起来。第二天，那小孩子的父母也关了进来。母亲问为什么自己的儿子还要关他们，他们说，儿子说吃饭前一定要宣誓四个首先、四个忠于才能吃饭。他们说儿子这是没事找事。结果儿子就说他们是反革命，给关了进来。

母亲的故事还有很多，这些记忆，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远去，而是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纪念。每当想起这些记忆，母亲的身影便犹如老人家健在的时候一样亲切。